姚金福 江苏苏州市人,1949年10月生,1968年3月应征入伍, 1971年3月退伍回苏参加工作,现已退休。

　　今年10月28日，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杨勇将军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1970年2月中旬到1971年2月上旬，我曾经和杨勇将军在一起。这是杨勇将军无辜遭受四年打击迫害的最后一年。1971年2月8日下午，我抬着腿伤的杨勇将军的担架，把他送上了周恩来总理派来的军用专机，从石家庄接回北京进行救治。这一天标志着杨勇将军长达四年之久的厄运结束了。

　　我是1968年3月从苏州应征入伍的战士。1969年，爆发珍宝岛事件，中苏边境全线吃紧。我们连队在邯郸郊区裴堡农场，边战备边军农。1970年2月中旬的一天，无辜被打成“三反”分子的杨勇将军，以“王长树”为名，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被吉普车送到了我们连队。安排在三排六班接受“劳动改造”。将军的住房离我所在的二排的营房相距不足10米，我们朝夕相处。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对将军十分不利。工作组经常要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揭发和批判活动，还要交待自己所谓的“三反”罪行。部队还有专门针对他的“十不准”规定。这是用来防止将军同连队干部战士之间进行接触联系的方法和措施。

　　其实在连队，没有人真把将军当作“三反”分子来看待，更没有人把将军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自从有一天，有战士在将军自己带在身边的一只小折椅上依稀发现了“杨勇”这个名字并传开以后，大家的心里更是非常同情将军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到了1970年4月底，有一天，部队召开大会。在传达党的九大报告中传来了毛主席关于杨勇同志的指示。大会一结束，部队领导立即宣布恢复杨勇将军的军籍。我看到，将军双手激动地接过领章帽徽，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开心的泪水。从此以后，大家见到将军都称呼他为“老杨”了。

　　1971年的1月31日，大年初五。下午营房里的篮球场上正在进行一场比赛。由于缺人，将军就上场充当裁判。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只球向将军飞来。他躲避不及，摔了一跤。当时将军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但是到了当天深夜，将军受伤的腿部疼痛难忍，而且还发起了高烧。留守干部马上向部队领导汇报请示，经过批准，决定由我专门护送、陪同杨勇将军到相关医院进行治疗。我立即跟车连夜把将军护送到邯郸当地的部队医院。经过X光拍片，发现将军受伤的腿部已经骨折。由于医院条件有限，不能收治将军的腿伤。到天亮已经是2月1日。早上，上级通知马上转送到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中午到达石家庄。一下火车，就见和平医院派来接站的救护车早已等候在站台上了。从邯郸到石家庄，有关部门为了将军的“安全”，一路上给将军戴了一只大口罩进行化装。还把他的帽沿拉得很低，整个面部就露出了两只眼睛。到了和平医院，将军住进外科病房。这是专门给将军安排的单人病房。在病房的斜对面，有一间“办公室”和“医生值班室”。下午，医院给将军进行拍片、抽血化验和查体温、量血压等全面检查，发现将军腿部骨折部位已经错位严重，伤口感染已有炎症。医生连忙给将军受伤的腿部做骨头牵引，以减少疼痛和便于复位。同时打针服药进行消炎。医生对将军说：“等到炎症控制以后，就要做手术开刀了。”住院第二天，就是2月2日。上午，医生会诊，查过病房后又对将军说：“我们医院外科技术力量强，医院设备好，你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好你的手术。”将军对院方说：“我请求你们，把我的腿伤情况马上如实地向党委汇报。我本人要求到北京做手术。”等到这些医生和院方人员一离开病房后，杨勇将军立刻把我叫到床边，对我说：“小姚，我想请你帮我发一个电报给我的夫人，告诉她我的腿骨折和现在住院的情况，你先看看电报。”说着，将军就把早已写好的电报和夫人林彬在宁夏五七干校的地址交给我。我马上对将军说：“行，你放心，我马上就去帮你发这个电报。”中午的时候，开饭了。我找了个机会出医院，在石家庄市内一家不大的邮政所把电报发了出去。电报署名“王长树”的后面有一个括号，里面还有一个“峻”字。邮政所的人说：“这个电报怎么这么多字呀！怎么署名后括号里还有一个字，什么意思呀？”我说：“打电报不是以字数来算价钱的吗？有一个字算一个，不会少你的。”杨勇将军最先的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叫杨世峻。参加革命后，将军就改名叫杨勇了。我想将军夫人看到署名后面的那个“峻”字，便会明白是谁发给她的电报了。由于我去发了这个电报，接着2月3日将军夫人林彬回了一个电报。夫人的回电说：“我和京京已坐2月3日某次列车于5日某时到石家庄。”院方已经得知这个消息。于是，医院里顿时像炉子里烧开的水一样沸腾了。这一天，将军病房的周围新添了不少陌生的面孔。他们的眼睛都紧盯着这间病房和门口来往的人员。到处充满了紧张和恐怖的气氛。特别是外科病房在将军住进和平医院的前一刻才上任的那个教导员像一头恶魔一样把我一把拉进他的办公室。他暴跳如雷拍着桌子，气急败坏地指责我，“为什么你替他去发这个电报！”“你年纪轻、胆很大！”“你替三反分子办事，你就是反革命！”

　　我坦然地为杨勇将军去发了这样的一个电报，扪心自问，我问心无愧。通过一年来在连队同将军的接触和对他的了解，我相信将军这个人没有问题，特别是在政治上绝对没有大问题。凭什么这样认为的呢？我的依据就是我所掌握的三个事实。第一，在1970年4月份，传达党的九大报告的时候，传来了毛主席对杨勇同志的指示。大会一结束，领导宣布立即恢复杨勇将军的军籍。这表明毛主席在关注杨勇同志。第二，1970年的七八月份，在推举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时候，又传来了毛主席对杨勇同志的有关指示，杨勇将军和董其武将军同时成为选区推荐的候选人。这说明杨勇同志得到了重视。第三，在杨勇将军腿伤住院前前后后的日子里，部队内部正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开展批陈整风和关于领导班子进行改组调整的文件。

　　将军夫人林彬接到将军的电报，第二天带着十五岁的女儿京京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在2月5日下午准时到达石家庄。当年的石家庄车站有两个出口处，中间的距离又比较远。（这个情况，是我去车站接人的当时才发现的。）我一个人去接站，又不认识夫人，如何是好？现在碰到这些事情如果还要称为是问题真是叫人要笑掉牙了。但是四十多年前的我，真的算是碰到大难题了，当时幸亏我急中生智，突然动出脑筋，急忙找来两张大一些的白纸和笔。在一张白纸的上面写道：“请林彬同志在此处等候”把它贴在一个出口处的墙上显眼的地方。在另外一个出口处，我手里拿的一张白纸上写着“接林彬同志”。列车到了。我忽然看到有一夫人携一女孩，一边注视着我手中举着的纸，一边在朝着我走来，我马上意识到，我接着了。出了车站，我们上了一辆敞篷的机动三轮车。身材高挑的将军夫人林彬头上戴着一顶毛皮的帽子，双手紧握着车架，迎风站立在车上。夫人略带焦虑，但又非常干练的神情引来了马路两边无数惊诧的目光。

　　很快，医院到了。我把夫人和京京领进将军的病房。自从将军被打倒以后，夫妇俩已经四年没有见过面了。当时一见面，两人激动得一时竟没有话说。只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许久还没有松开。夫人是2月5日下午4时左右到石家庄的。但是12个小时以后，她在2月6日凌晨4时又悄悄地离开了将军，离开了石家庄，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5日晚上，将军和夫人一商量，决定让夫人连夜赶赴北京，再想办法。夫人到京后，在第一天的整个24小时里，硬是没有合一合眼。动了很多的脑筋，跑了不少的路，找了很多的部门和领导，最终还是没有办法。眼看着现在已经是2月7日傍晚时分，正当夫人万般无奈之际，她的三儿子北北的同学小张来看望她。他提醒夫人，是否去找找万里同志？夫人恍然大悟，顿时像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我是应该去找他商量商量呀！将军家同万里同志家的战友情谊，说起来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特别是万里同志的夫人边涛同志与林彬同志，早在八路军年代，她们俩就在同一个部队参加革命工作。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周总理把修建北京地铁工程重要任务交给了杨勇将军。作为北京市政府的代表，万里同志参与了这一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他们通力合作，紧密配合，克服困难，园满完成了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他们两家从好朋友、好战友变成了今天的老朋友、老战友。2月7日晚上9点多钟，夫人跟着小张找到了万里同志家的新住处。不巧的是，万里同志下放到首钢去了。这几天都住在厂里，不回家。边涛同志和她的大儿子在家接待了他们。听了林彬同志关于将军腿部骨折的情况，边涛同志说：“你在这儿赶快把这个情况写一封信。再想办法给周总理送去。这样一来时间上快，第二把握也大一些。”听了边涛同志的话，林彬同志在万里同志家赶紧找来了笔和纸，马上给周总理写信。这封信写好已是2月7日晚上半夜时分。万里同志的大儿子和小张自告奋勇拿着这封信赶到国务院西门，找到值班的干部，对他说“我们两人是杨勇的儿子，现在有重要的事情报告周总理。”值班的干部很负责任，收下了他们送来的不封口的信。立刻就送到周总理晚间召开会议的办公桌上。原来这天晚上周总理正在通宵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在开会的间隙，周总理一看完这封信，马上就连声说“接回来，接回来。”

　　在此同时，军区保卫部、宣传部的两个人，加上医院外科病房的教导员对我的责难和威胁在不断升级和增强。在2月6日这一天，当他们发现夫人已经不在医院的时候，就声嘶力竭地追问我：“林彬哪里去了？做什么去了！”这伙人还歇斯底里朝着我吼：“你马上离开这里！马上离开医院！”我说：“我是我们部队派我来的。我又不认识你们，凭什么叫我走？”这伙人又吼 ：“是你们部队大，还是我们大？是你们27军大，还是我们军区大！”“现在我宣布立刻撤消你们部队的任务！”我说：“你们权再大，再下什么命令，可是我不认识你们。我只认得我们部队。”2月7日下午，我们部队的团长、政委来了。我想，他们是这伙人给找来的。这伙人叫我们的团长政委来叫我离开将军！离开医院！叫我走。可是这伙人知道吗，团长政委没有对我说过任何的一句线日中午的时候，有通知来了，接将军的飞机下午4时到石家庄军用机场，要提前做好准备。下午3时刚过，医院就要将军上救护车了。我抬着担架，把将军送上了救护车。当我刚要在救护车内坐下来，准备跟车到机场的时候，突然被那个教导员一把拽下来，差一点绊倒摔跤。幸亏被将军发现，严词训斥，那个平日里虚张声势、狐假虎威的教导员瞬间气势全无，只得让我上车，坐在将军身边一起到机场。机场上空，晴空少云、风和日丽。一个难得的好日子。4时准点，我小心地抬着腿伤的杨勇将军的担架，把他送上了周恩来总理亲自派来接他的飞机。飞机马上要起飞了，我赶紧和将军握手告别，请杨勇将军保重身体。我走下飞机，挥手和在舷窗里的京京告别。

　　不久，新兵到连队，老兵即将退伍。那一天指导员宣布退伍战士的名单，那最后的一个人，就是我。杨勇将军回到北京后，在周总理的直接安排下，住进了301医院，顺利地进行了手术，并且恢复得也很好。手术以后，他不用拐杖，照样能够疾步快走。1982年10月，他来苏州看望我的时候，我还是要慢跑紧走才能跟上他呢！我不禁在心里为将军的健康而高兴。

　　和杨勇将军在石家庄分手以后的几年里，将军和夫人多次写信真诚地邀请我上他们家做客。1978年10月下旬，我到北京去看望将军和夫人，在将军家小住了几天。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因为飞机误点，我到将军家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将军和夫人等我到了以后举杯欢迎我的到来。几年不见，将军、夫人面色红润、精神焕发，与在石家庄时的容貌相比，真是变化太大了。第二天，夫人和他们的二儿子冀平兄亲自陪我登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八达岭，还为我摄影留念。在京期间，杨勇将军常常在他走亲访友的时候带着我跟他一起去，将军还会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我的老战友”。这一次，将军趁自己犯牙病、装假牙的时候，在家休假。其间，将军安排我赡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和周恩来纪念馆。我和将军一起参观了出土文物展览和观看了文艺演出。将军和夫人一直都在关心着我。一九七四年，将军在新疆工作，朝鲜人民军吴振宇大将，受金日成主席委托，在出国访问途中，特意绕道在乌鲁木齐停留，拜访杨勇将军，转达金主席的关心和问候。当时我因为手术原因而身体不佳。将军知道这个情况后，特意托人把金主席赠送给他的红参和药酒带到苏州送给我。当他们听我说起我母亲患的高血压的毛病后，夫人立即找来了她自己正在服用的“脉通”要我带给母亲用。

　　1978年10月27日，是我这次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晚饭后，在北京西山13号楼，将军的住处，将军夫妇和我亲切话别。他们送给我一张夫妇俩在13号楼前的大尺寸照片留念和一张二儿子冀平夫妇俩的合影照片。将军还深情地对我说：“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到你们的家乡去看你们的。”四年后，将军诺言兑现。1982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苏州市公安局直接打电话通知我：“今年国庆节，北京有一位老同志要到苏州来看你。”9月30日晚，杨勇将军偕林彬夫人履约来到苏州。我们相见，高兴、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将军积劳成疾，这次见面竟成永别！三个月后，1983年1月6日，杨勇将军与世长辞，举国悲痛！

　　作为一个战士，我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将军却是如此厚待我，使我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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